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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后，索罗、伊诺思、厄特巴克、弗里曼等众多学者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国内清华大学傅家骥等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便不难理解，技术创新与发明创造不同，发明创造只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或者至多是实验品的产生，而技术创新则是把发明或其他科技成果引入生产体系，利用那些原理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从而使生产系统产生震荡效应。这种科技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才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因而，发明创造是科技行为，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行为。这是本研究认识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
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发展问题，而必须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由《有线》评出的全球46个技术创新中心采用了比较笼统的四项指标,本研究通过分析认为,他们遵循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并且与技术创新体系的各要素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即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创新的资源；能带来专门知识和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创新的载体；人们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创新的动机；获得风险资本以确保好点子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创新的环境。
为了对46个国际技术创新中心进行一般性的规律研究，我们参照各城市特点将其分为六类：发达国家的老牌都市、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发达国家的新兴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大城市、发展中国家中的高新技术密集区、特殊地区。每一类都有自身的特点，它是我们分析技术创新中心形成的重要基础。
对于所有技术创新中心所反映的一般规律，我们根据其共同的产业特征——高技术产业的区位特点进行了概括，尤其是绝大多数技术创新中心都具有的科技园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布局特征。首先是科技工业园区大部分位于工业发达的大城市郊区或大都市附近的卫星城；其次是在地理空间的选择上，比较注意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位置及其优势；第三是科学工业园的微观布局在环境要求上比较严格。第四是科学工业园是科学、设计、试验和工业产品生产的综合体，在区域空间布局上比较注重组合特征与内在联系的性质。
为了与国际技术创新中心进行比较客观的对比，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思想方法是首先重构《有线》的原始评价环境，然后在此恢复后的评价环境下对上海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我们的第一轮评价是在没有任何背景说明情况下，面向国内外政府、媒体和学术界发放问卷的。结果与《有线》评价结果的结构性误差很大，不能满足我们的环境重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咨询对象并非《有线》杂志的原班人马，加上评价的技术创新中心多达46个，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占有如此丰富的背景资料，致使新的评价与原始评价结果差异很大。
我们的第二轮评价是根据对46个技术创新中心的分类，每类选择2个代表性城市，并附上简要的城市背景资料基础上进行的。这一次得出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12个代表性中心中全部吻合的有2个，占17%。尽管完全吻合率比首次低，但总体误差大大减小。最大误差率仅为18%，误差率小于10%的技术创新中心达到50%，平均误差率只有9.8%。为了精确地检验这次评价与《有线》原始评价的相似性，我们分别采用回归方程分析、双样本方差分析、双样本等方差假设分析等手段进行了检验对比，结果表明，两次评价的吻合度都较好。
根据第二轮评价结果与原始评价的对比，我们认为参与评价者对评价指标及评价对象有了与《有线》评价人员比较一致的把握，即我们的评价环境重构工作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向有关人员发出了第三轮问卷，请他们利用《有线》的四个指标直接对上海进行评价。为了避免过于盲目，我们附上了上海的简单而客观的背景资料。评价结果表明，上海的四项指标得分分别是3.00、1.73、2.21、1.33分，总分为8.27分，四舍五入取整后分别是3、2、2、1分和8分。按照第二轮评价的误差估计，上海的得分应在6.781—9.759分之间。此研究结果表明，除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外，上海其他三个方面都比较弱。尤其是“获得风险资本以确保好点子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这项指标得分只有1分。
技术创新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深入分析上海技术创新特征以及寻求上海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对策与途径的重要依据。我们通过研究认为，虽然集聚与扩散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矛盾运动的一般现象，但技术创新的参与使这对矛盾运动具有了新的特点。首先，从产业结构方面看，由于技术创新引起的突变效应，使得周围地区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由序列演进转变为“谐振”；由以垂直分工为主，转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格局；而新兴产业与新兴区域不仅在发达国家大量涌现，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芽生根并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展。其次，技术创新通过激发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而使“区域”与“区际”之区别淡化，从而加快了技术创新城市与其腹地的一体化过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要求与产业集群内各主体的互惠共生性要求的一致性；技术创新系统中各主体之间彼此“推波助澜”的高要求与企业集群中的协同竞争性要求的一致性；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外部经济效益与产业集群中的集聚原理的一致性。最后，在知识作为重要的变量参与下，技术创新使得中心城市在集聚各种要素的同时，扩散效应也不断显现出来，在周边基础条件好，创新模仿能力强的地区，生产模式可以从OEM转变成为ODM甚至OBM。
在以上对上海技术创新总体评价和对技术创新影响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对上海技术创新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力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上海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途径与对策。关于上海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本身的数量看，上海不仅比国内众多城市有较大的优势，就是与46个国际技术创新中心中的相当部分相比也不逊色。据此认为，上海的技术创新资源堪称丰富，这从我们前面的还原评价中上海得3分也得到了佐证。但与其他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创新成就对比表明，它更多的是反映了上海的潜在创新资源，至于现实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的积极性，上海还有较大差距。关于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上海目前这方面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跨国公司和老牌公司的数量与46个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相比，差距尤为明显。而跨国公司和老牌公司在研究开发与技术应用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不能替代的。关于人们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讲，上海并不是一个生产企业家的地方，而是一个适合成熟企业和企业家生存的地方。上海不利于人们创业、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太规范”，上海的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高校也好，一向都很守“规矩”。当“秩序”氛围十分强烈的情况下，现状条件缺乏优势者要突破重围，出类拔萃，是很困难的。上海的政府力量强大，国有企业力量强大，创新企业家的孕育和成长环境受到很大的限制。关于风险资本的发育，这一项上海仅得1分，是得分最低的一项。上海这方面的差距一是风险资本的运作环境还不完善，最主要的是风险资本退出渠道不畅通，同时风险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威性的技术中介机构提供完善的服务。二是有限的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不够，大多数所谓的风险资本都在扮演一般产业资本的角色，更多的投机于房地产等最热、最容易获取收益的短期项目，没有起到支持新技术的发展，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三是风险投资主体的结构不合理，从支持技术创新的功能看，上海目前还是政府的风险资本在扮演主角，机构、民间和境外风险资本还不多。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的上海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对策包括八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上海技术创新的水平。要明确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不是技术进步的概念。上海要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城市，技术本身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促使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制度环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一旦有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技术本身会加速发展，而且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在此转化、升级和扩散。二是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热情是提高上海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一环。上海在大力构造技术发明创造条件的同时，必须大力构造技术创新的环境。既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那么要改变过去科技政策重心前倾的状况，从过去主要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扩大到对企业家的激励。建议设立“上海技术创新贡献奖”，并把企业家纳入重要的授奖对象。三是对科技人员进行产权激励。上海要成为顶尖技术成果产生的摇篮，首先必须成为顶尖技术人才的乐园。要通过对技术人员的产权激励，使他们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的财富，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财富。鉴于国家在知识入股所占份额等方面的限制，上海可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是建立权威的专业技术中介体系和技术交易的网络平台（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还不够），使愿意一次性转让的技术成果的价格能够迅速而合理地得到评估，降低技术成果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等科技园区进行技术入股完全市场化试验，由市场、由企业自己决定技术股所占的份额。四是充分发挥高校在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和作用。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上海要建立起三个层次的高等院校：第一层次是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他们肩负跟踪国际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和开发高新技术的使命。第二层次是在某些专业领域有突出优势的大学，如同济大学的建筑工程、华东理工的化学化工、东华大学的纺织服装等专业。他们不仅直接服务于上海经济建设的具体领域，而且可以聚集相应领域的顶尖专门人才。第三层次是一般高校和职业高校，主要是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培养大量的高素质技术工人。建议上海市推出面向本市高校的“百名浦江学者计划”，层次定位要大大高于“长江学者计划”，争取在未来十年吸引100位世界顶尖人才，以强化上海的人才高地地位。以实际行动证明上海坚持走科教兴市，突破“华山天险”的决心。五是改善上海风险投资的结构和风险资本的运作环境。可探索民间资本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路子，同时为风险资本退出开辟更宽更广的途径。在二板市场短期内不能推出的情况下，积极鼓励风险投资企业参与本市和外地效益不好的上市公司重组，有条件的可买壳在主板上市。另外，对风险投资企业境外上市、创业企业回购股权和其他企业收购股权的行为在政策和税收方面给予支持。对于境外风险投资进入上海，在股权安排上进行突破，境外风险资本可以控股。
总之，要在上海建立结构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使市政府、市各职能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民间、国外的风险资本形成合力，为上海的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支持。六是通过“四大中心”建设促进技术创新。一方面是利用“四大中心”的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平台，推进技术创新。为了提高上海的技术创新水平，可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在各个重大项目建设中选择一批技术突破方向进行重点支持，同时结合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加快技术应用市场化的步伐。借此探索并建立技术开发——技术应用——投资回收——技术开发的技术创新良性循环机制。建议在重大项目建设招投标中设立技术标环节。另一方面，利用“四大中心”建设所具有的强大集聚功能，来吸引大量的跨国公司。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固然重要，而吸引他们的研发中心则意义更大。七是建立技术创新效益内在化机制，保证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是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为了使上海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龙头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挥，从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出发，上海应将部分创新成果内在化。为此建议由上海牵头，成立“长江三角洲公共设施发展创新基金” 等类似的基金，由15个城市共同按人口或财政比例出资建立，同时可申请国家的支持和区域内企业的参与，共同开发如轨道交通、城市污水治理等环保、水利、城市建设、交通等公共设施等项目，成果共享。八是培育上海的创新文化。就是要让上海这块肥沃的土壤上不断生长出创新的基因、创新的果实。为此，要努力营造创业光荣、容许失败的浓郁创新氛围；褒奖创业成功者，帮助失败者；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人，全社会都来培育创新文化， 弘扬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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